09月22日, 2014 133次
南宋小火锅“拨霞供”的来历
南宋泉州人林洪很早便有关于火锅的记载
今天是元宵佳节。泉州人“过年”一般是从除夕算到正月十五，要待欢度完元宵，这个“年”才算过去了。古时，过年还讲究“传柑遗意”。《明皇杂录》有载：“唐上元夜，宫人以黄罗包柑遗近臣，谓之传柑宴。”可见赠送柑橘以显示恩宠在唐代宫廷内早就成为礼仪。后来这个礼仪流传到了民间，成了过年时的一种仪式，大红柑也被赋予了喜庆吉祥的寓意，同时也是丰收的瑞兆。据文献载，大红柑自古以来就是闽南人逢年过节的必备用品，在正月初一敬祀天公和祖先时，一定要放上大红柑，再配予柿饼等物，讨个“喜庆圆满、事事如意”的好彩头。清乾隆《泉州府志·卷20·风俗》：“是日，人家皆以柑祭神及先，至元宵乃撤。”可见过年时的“传柑遗意”仪式，要到元宵时才算结束。
《山家清供》已成经典读物
过年时吃火锅是许多小家庭饮食的一种选择。想想一家人团聚在桌前吃火锅，可以说是这个时节最舒服的享受了。火锅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在闽南书籍中最早则出现在南宋泉州人林洪的《山家清供》一书中。林洪，字龙发，号可山，南宋晋江安仁乡永宁里可山（今石狮蚶江镇古山村）人。宋朝人把食物吃成了文化，林洪的《山家清供》便是其中经典代表之一。《山家清供》分为上、下两卷。林洪在该书中以笔记的形式记录了100余种美食的名称、原料与制作方法，涉及菜、羹、汤、饭、饼、面、粥、糕团、点心等。这也使得该书成为后人研究宋代饮食风貌的重要文献。在《山家清供》中，林洪就将吃火锅载述为“拨霞供”，说来这其中还有一个故事：一年冬天，大雪纷飞，林洪专程前往福建武夷山拜访著名隐士止止大师。武夷山是福建第一名山，此山绵延120余里，溪流环绕其间，分为九曲。止止大师便居住在第六曲仙掌峰上。林洪快到仙掌峰时，路遇一头野兔。兔子在奔跑时打滑滚落山坡，被林洪捕获。林洪手提肥大的野兔，心里美滋滋的，不知不觉来到止止大师的住所，要同主人一起美餐一顿。他问止止大师会不会烹兔。止止大师说：“山间只用薄批，酒酱椒料沃之，以风炉安座上，用水少半铫，候汤响一杯后，各分以箸，令自夹入汤，摆熟、啖之，乃随意各以汁供。”也就是说山中吃兔的方法是在餐桌上放一个火炉，炉上架着汤锅，用酒、酱、椒、桂等作调味汁，把兔肉切成薄片，待锅中汤沸时，用筷子夹着肉片在汤中烫熟，蘸上调味汁来吃。林洪依此而食，果然味道鲜美。在大雪纷飞的天气里，和好友围炉而坐，谈笑风生，大快朵颐，别提有多给力了！五六年后，林洪在临安（杭州）也吃到了这种涮兔肉，“恍然去武夷如隔一世”，因而感慨赋诗云：“浪涌晴江雪，风翻照晚霞。”意思是说热汤里的肉片反复拨动，而肉片色泽宛如云霞。所以后来林洪就将此佳肴取名为“拨霞供”，也就是那个时代的火锅了。美味的火锅，再配上他那略带画意的优美诗句，简直令人上脑、入魂有没有？
说到美食，可也别忘了咱们闽南的“烧肉粽”啊。这烧肉粽如今一年到头都能看得到，是闽南人餐桌上常见的一道美食。但你知道吗，这道美食还是南宋大诗人、文学家陆游（号放翁）老先生给我们带来的。“我友剑侠非常人，袖中青蛇生细鳞。腾空顷刻已千里，手决风云惊鬼神。荆轲专诸何足数，正昼入燕诛逆虏。一身独报万国雠，归告昌陵泪如雨。”陆游这首充满侠客精神的《剑客行》，相信很多人早已烂熟于胸。但其实陆老爷子大半辈子也是郁郁不得志，因主张抗金，遭权相秦桧迫害，科举受阻，34岁才靠着祖荫当上小官，先在宁德当主簿，后至福州担任决曹（类似司法办主任）一职，任内有感而发，留下了不少诗词。宋代有一种艾香粽子，“以艾叶漫米裹之”，有股特别的香味。陆游的诗“盘中共解青菰粽，衰甚将簪艾一枝”，说的就是这种粽子。相传陆游在福州为官时，教会当地人如何包粽子。陆游离任后，粽子的制作方法由一位曾在陆家当差的泉州人带回家乡，加以改良，于是便有了如今闽南的烧肉粽。吃着香喷喷的烧肉粽，再吟上一句陆放翁的“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当真别有一番风味在心头。
“烧酒仙”喝酒作诗两不误
光看何乔远画像，还真没法猜出他酒量这么好。
有会吃的，也要有能喝的。泉州历史上能喝的“烧酒仙”很多，特别是明代史学家何乔远（字穉孝，号匪莪，晚号镜山），他的酒量着实令人刮目相看。据何乔远弟子如源的《镜山佳话》所述，何乔远善饮酒，自云：“日进五十杯，乃吾应得物，食物无所择。”每天不喝个50杯，都不肯罢手。但他对食物却没有任何要求，有啥吃啥，毫不挑食。虽然乔远爱喝酒，但是从不因饮酒耽误事，相反写起文章来精力旺盛，否则他也不会“著作等身”了。难怪俗语说：“酒是粮食精，越喝越年轻。”初到清源山经营镜山书院时，何乔远甚至曾“朱薯度餐”，每次喝完酒后，他吃“果蔬柿柑”，一次能吃“三五十枚”。有时候虽然粗茶淡饭，但每天过得开心、简单。清乾隆《泉州府志》载曰：“乔远和平乐易，与人交，洞见肺腑；奖掖后进不倦。田夫野老，接以至诚，每岁时伏腊，招饮尽欢，数百杯不乱。当典试山西还朝时，一榜诸生聚饯于郊，每人为酌三巨觥，至今传为佳话。”民国时期《福建通志》亦载：“乔远终始四朝，后先一节……善饮，至数百杯不乱。”能喝数百杯不醉，这酒量也太夸张了吧。与饮酒有关的诗篇，乔远也写了很多，譬如《落花舞风到酒巵下》《与王文学、庄山人小饮》《丘太学观鱼亭醉后歌》等，他“举杯邀酒诉衷肠”的那份耿直，在这些“酒诗”中得到了畅快淋漓的展现。《镜山佳话》里还有一个故事，说是曾有人拿着何乔远的数幅书法作品去集市上“易米数升”，结果这事让乔远的一位门生知道了，愤愤不平，立马告诉了乔远，并请求他珍惜自己的作品。没想到，乔远却豁达地说自己的书法如果能拿去换米，帮朋友解决吃饭问题，“正获我心”。其心胸之宽广，可见一斑。
《齐东野语》一书载有林外的故事
南宋周密的《齐东野语》记载了另一位泉州“烧酒仙”的故事，此人即林外。林外，字岂尘，号肇殷，宋代晋江马坪村（今晋江市永和镇马坪村）人。这林外长得仙风道骨，书载其“外美风姿，角巾羽氅，飘飘然神仙中人”。在个人“造型”上，林外颇有点三国时的孔明先生的味道。而且他还“词翰潇爽，谈谲不羁”，是个既有文采，又会“打嘴炮”的高级知识分子。不过，孔明的酒量可没我们这位林外老师的厉害。据说，林外“饮酒无算”，能喝完再喝，连干数斗酒不醉，从早上一直喝到黄昏都没事。要知道，宋代的“一斗”酒，重约为现今的十二三斤，即便宋代的酒度数较低，但能干数斗不醉之人，酒量断非常人所能及。林外还有个“癖好”，就是酒后一开心就喜欢提笔在墙上刷刷刷地题写诗词。据《齐东野语》记载，有一回林外忙里偷闲独游西湖，到了一处僻静的小旗亭酒家里饮酒。他的腰间别着一个虎皮小钱箱，里面放了些许银钱。每次酒家上酒时，他就让酒保从钱箱里数钱出来，充当酒资。令人不解的是，他那钱箱好像总是掏不光。酒上了再上，钱付了又付，但是酒家里的人发现那钱箱始终是满满的，箱中之钱似乎“循环无穷”，人人惊异，都以为是碰上神仙了。林外一直喝到日暮，大约喝了几斗有余却没醉。他一开心，借来笔墨就在墙上题诗：“药炉丹灶旧生涯，白云深处是吾家。江城恋酒不归去，老却碧桃无限花。”又是药炉又是丹灶的，这下更坐实“神仙”身份了。第二天整个城里盛传酒店里驾临一位神仙啦，搞得满城风雨。还有一次，林外为垂虹桥题《洞仙歌》词，词云：“飞梁压水，虹影澄清晓。桔里渔村半烟草。叹今来古往，物换人非，天地里，唯有江山不老。雨巾风帽，四海谁知我？一剑横空几番过。按玉龙，嘶未断，月冷波寒，归去也，林壑洞门无锁。认云屏，烟幛是吾庐，任满地苍苔，年年不扫。”当人们从桥底下过的时候，发现了这首词，百思不得其解，这么高的地方怎么会有题词，这又是怎么写上去的？于是，“飞梁遏水者，倒题桥下人”成了当时的“热搜”话题，这首词一时间传是神仙吕洞宾所书。不过最终却被宋孝宗识破，认为此词必为闽人所为，因为词文用“锁”字来押韵“老”字，只有闽人才有此韵脚。后来一查，果然是林外所题，一时成为美谈。
古代“大胃王”饭量惊人
邱（丘）氏家谱揭示邱养浩家族族源
清乾隆《泉州府志》里有邱养浩的传记
有美食，当然也要有能吃、会吃的“干饭人”才行。说能吃，明代晋江人、官至右佥都御史的邱养浩（世称“邱中丞”）那是当仁不让的。这位“邱中丞”乃晋江理学名家邱瑗之子，身材十分魁梧，清道光《晋江县志·卷之七十五·杂志》称其“腰带十围，食啖兼数人”。古代“一围”相当于今天的11.5厘米，“十围”就是1.15米，也就是说养浩要是穿现代裤子的话，大概要穿个45码或46码才行吧。他的饭量是普通人的好几倍，绝对“大胃王”。据史料载，有一次养浩去姐姐家串门，姐姐知道他能吃，预先准备饭菜，等他一进门，先上一头小蒸猪，再加20斤面饼。结果养浩也不客气，“一啖而尽”，把碗、盘舔了个干净！但这还只是算“餐前点心”而已。一会儿入席，开吃正餐，邱养浩面前的簋（古代盛食物的器具）里，食物皆是别人的数倍，但他还是风卷残云，几乎将饭菜扫荡个精光，簋里很少留有剩菜——“每馔皆数倍其物品，而簋鲜余馂”。旁观的吃瓜群众都惊呆了，议论说：“虽张齐贤之金漆大桶，所贮不过是也”。张齐贤是北宋名臣，也是形体魁肥，擅长暴食，不怕胆固醇偏高的“吃货”。据说，张在安陆州当知州时，厨子专门为他准备了一个金漆大桶，供他吃饭时用。每餐饭量，以“桶”计算。按民众的说法，邱养浩一顿吃的东西，总量赶上张齐贤金漆大桶的容量了，这也算是养浩在致敬前朝“大胃王”了吧。话说回来，邱养浩会吃、能吃，但更会做事。他当官时，铁面无私，以“澄清之气”治理川蜀，颇受好评。特别是他还惜才重才，曾向兵部尚书毛伯温大力推荐俞大猷，使得俞大猷能出人头地、终成一代名将。这更让邱养浩青史流芳。
泉州史书里记载的能吃之人也不单邱养浩一个，同为晋江人的杨廷相，也是食量过人。杨廷相为明万历二年（1574年）进士，官至应天府尹、南京通政使。他还是诸生时，家里“赤贫”，穷得快揭不开锅了。可偏他长得“躯貌丰伟”，还肚量惊人。为解决他吃的问题，母亲用几个大盆栽种蔬菜，置于墙头，让廷相的两个妹妹负责轮流提瓮浇水。蔬菜一熟，立马下锅，全部烧给廷相去配饭吃。结果就这样，廷相还天天喊饿，委屈地说：“岁惟大麦及萝卜菜熟时一饱耳，余俱枵然也。”意即一年中只有大麦和萝卜成熟时，他才能吃饱，其余时间都是饥肠辘辘、前肚皮贴后背。廷相虽然嘴上叫饿，但心里对家人如此照顾自己充满感激。后来，他为官飞黄腾达时，两个妹妹也都跟着享福，民间认为这是一段“种善因、结善果”的佳话。
文儒英才的成就辉耀史册
温陵自古以来英才济济。在北宋王安石变法过程中，泉州政治精英在国家舞台上大量崭露头角，甚至先后出现过4位官至宰辅的重量级官员，这场变法也成了他们宦海沉浮的最直接作用力。这4位宰辅分别是曾公亮、苏颂、吕惠卿和蔡确，他们共同造就的这段历史也被称为“（温陵）四相辅治龙池”。明末时，晋江人蒋德璟、黄景昉同时入阁，并为辅臣，震惊世人。可见，泉州史上从不缺高瞻远瞩的政治人才。
李廷机被尊称为“一代伟人”，在现今浮桥街道有其故居遗址，其地立有“李相国故里”碑。
说到文教方面，明时，泉州文风浩荡，科举登进士、中举者不胜枚举。明隆庆庚午（1570年）乡试合顺天榜，泉州共出“两元五十八士”，两位省元为晋江李廷机和同安林奇石，而举人共有58位。后来这批人又参加秋闱，登进士第者，共有24人。其中，李廷机最终“鼎甲拜相”，被尊称为“一代伟人”；由隆庆庚午（1570年）到万历癸卯（1603年）年间，共有十二科乡试（三年一考），泉州出了十位解元；万历丙戌（1586年）会榜，泉州登进士人数有21人。乡试、会试得名之盛如此，足以辉耀郡邑。
古人爱读书，宋时曾以左朝请大夫身份出知泉州的叶廷珪便是“书痴”的代表人物之一。据李贽《初潭集》载，叶廷珪自幼嗜书，40年间他从没放下过书本，拿着书吃东西嘴里觉得香甜，疲倦时就把书作为枕头。只要一听说哪位士大夫家里有与众不同的书，叶廷珪没有不登门请求借书的，借来后没有不认真阅读的，读书也没有不读完就停下来的。叶廷珪自云：“常恨无资，不能尽传写，间作数十大册，择其可用者手抄之，名曰《海录》。”意思就是经常恨自己没有钱（买不起更多的纸和笔），不能把借到手的书全部抄录下来，后来只好分作数十册，将书中精华摘录式地抄写下来，并集合成册，取名《海录》。
蔡清祠位于泉州府文庙广场西侧
《蔡文庄公集》中有“一代儒宗”蔡清画像
明代晋江人、理学名家蔡清被誉为“一代儒宗”。据《名山藏儒记》载，蔡清一生为人谨慎、自律，“曾为《密箴》，不以示人，积久至五十条”。所谓密箴，有点近似于当今的“生活小抄”或是文摘“心灵鸡汤”。不管怎么说，这50条密箴全是蔡清日常积累下来的自砭自箴之词，用来提醒自己为人处世要时刻如履薄冰，不能辜负了“天地君亲”，或是“得罪师友”。比如他自箴云：“善爱其身者，能以一生为万载之业，或一日而遗数百年之休。不知自爱者，以其聪明而际盛时，操名器，徒以就其一己之私而已矣。所谓如入宝山，空手回者也。”这些箴砭之语，就算现在读来，也不觉过时。难怪万历年间工科左给事中李熙称赞蔡清“心术光明、操履端正”“饬躬励行，动准古人”。
黄克缵尚书府故址就在今泉州中心市区义全后街上
《温陵旧事》还提及许多泉州“异人异事”。如，明代晋江梅林乡（今石狮市永宁镇梅林村）人黄克缵曾“一人而兼五部尚书”，世称“黄五部”。直到崇祯年间，已历四朝、年迈的黄克缵才致仕返乡。在他归隐泉州后，崇祯帝还曾“遣官存问”，以表眷顾。黄克缵尚书府故址就在今泉州中心市区义全后街上。但时过境迁，该府邸早已湮没不见。
明清时有“鹿鸣宴”，这是科举制度中规定的一种宴会，于乡试放榜次日宴请新科举人和内外帘官等。晋江人蔡一槐是个聪明早慧之人，他两次参加鹿鸣宴的故事迄今流传于世。据清道光《晋江县志》载，蔡一槐6岁时前往姑夫家看灯，姑夫试以对曰：“元宵灯火满街衢。”即应声曰：“大地文章连斗柄。”后来，在14岁（1540年）时即中庚子榜，但当时的主考官认为他太年少了，姑且留后再报，不过有请他参加了鹿鸣宴。3年后，他再次参加乡试，轻松中举，再次享受鹿鸣宴。《闽省贤书》载曰：“年少登科，又享眉寿（一槐活到了86岁），槐一人兼之。鹿鸣两宴，亦异数也。”认为蔡一槐两次参加鹿鸣宴是当世罕见的。
陈让，字源礼，号见吾，明代晋江陈埭涵口人。他是名儒陈紫峰的从弟，记忆力超群，而且刻苦用功。据说他年少时向人借了满满一箱书，几天内就能不遗一字地背诵出来。嘉靖十年（1531年）乡试解元，嘉靖十一年（1532年）登进士，授绍兴府推官，后来成长为名御史，“直声振天下”。《晋江县志》称他“苦笃盲半于左氏，迄自披寻；淹通褎并于杜微，耄期铅椠”，大半辈子都在忙于钻研《左氏春秋》，连细枝末节都会严加考究，直到年老时依旧在奋笔疾书，这都是陈让“精勤”的表现啊。
历史名将留下传奇故事
清源山上有俞大猷留下的“君恩山重”摩崖石刻
一代名将俞大猷（字志辅，号虚江）是个积极乐观之人，按他自己在《正气堂集》中的说法是“平生心肠快活，不识有愁苦事”。《正气堂集》里就记载了他和将军汤克宽（字武河）共同讨伐倭寇王直的一个小故事。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俞大猷和汤克宽在海上夹击王直的船队，就在快要获胜之时，海上突发飓风，俞、汤所率军舟被巨浪拍伤。克宽吓坏了，连忙拉着大猷一同跪叩海神祈求庇佑。克宽口里念念有词，称要“以数十牛羊豕为祷”。大猷则神色自若，祷告时还十分“小气”，仅许诺敬奉牛羊猪各一头而已。克宽忙问他：“你为啥不向海神多许诺一些祭品呢？”俞答：“我太穷了，没办法呀。”片刻之间，风势更猛，船上的军兵们吓得“号泣震天”。大猷却笑道：“风暴来得这么迅速呀！”汤克宽苦着脸怪他说：“你还快活哪，要是真去了极乐世界，看你还乐得出来吗？”俞大猷脸不改色地打趣说：“就等极乐了呀。今天如果能与你们同投大海，也算齐了业缘，岂不快活！”没想到，风暴稍后即停，海上复归宁静。克宽一边拍着小心脏一边问大猷：“你这家伙怎么能这样镇定啊？”大猷笑答：“我就一乐天派，不懂啥叫愁苦。所以我的诗词文章，也从不发愁抱怨或叹息啊。”乐观看待事物，从容面对危难，这或许就是俞将军的与众不同之处。后来，俞大猷与汤克宽率军在王江泾（今浙江嘉兴北）歼灭倭寇900余人，并乘胜追歼逃倭千人，使倭寇闻名而丧胆。
邓城，字藩国，号寒松，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中武闱解元，袭受百户世职。因多次击溃海寇、山贼，授中军指挥，升广东省佥书游击把总。他和俞大猷从年少时就相识，并结为刎颈之交。《王遵岩文集评》称邓城“躯貌须髯皆异于人，长八九尺，两目生光”，简直一副人猿泰山的模样。邓城年少时曾与俞大猷在清源山上读书。一天夜深，两人并肩在月下走出山坳，这时月明如昼，四下里万籁寂静。两人突然听到石壁间传来怪声，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二人攀藤葛相扶而上，却见一“黑大汉”在招呼他们：“我是老猿公，等你们很久啦！”“黑大汉”随后传授二人以棍法、拳法，如此连续几个夜晚，俞大猷和邓城便学到了其中的精奥。后来，便有了俞家拳、邓家棍的称号。俞、邓二人在日后的平倭战场上，都是武功超群扬名，闽地倭乱也得到了平定。《王遵岩文集评》描写的这个故事，虽带有点传奇色彩，但也从另一个侧面展现世人对于抗倭英雄俞大猷和邓城的尊崇。
晋江市施琅纪念馆内有施琅塑像
同样武勇过人的还有施琅将军。施琅，字尊侯，号琢公，福建晋江人。史书称他“貌魁梧，方颐广额，膂力绝人”。施琅从小学习兵法，智勇过人。据《靖海纪事》载述，施琅年幼时在乡里的定光庵中叩拜神像，没想到神像也回拜他。崇祯癸未（1643年），22岁的他投奔族父武毅伯施福于军中。那时，施福正随郑芝龙征战四方。有次，芝龙下令招募壮士，在中庭放了一口大铁鼎，重达千斤，兵卒数千人前来试扛，却没有一人能举得动的。这时施琅卷起衣袖一把举起铁鼎，走了数十步，才缓缓放回原处，而且面不改色。后来，施琅追随保护唐王朱聿键时，曾率一队人马在密林里迷失方向，这时竟有群虎出来引路，使他得以找到大军。后来，有人便认定施琅为转世“虎精”。古代很多名人故事常以神话的方式来进行渲染，施琅的这则故事也不例外，但透过这神奇的想象，我们还是能勾勒出施将军那充满力量的威武形象。 （记者 吴拏云 通讯员 林联勇 实习生 陈榆萍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