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月22日, 2014 197次
出生于1879年陈独秀，17岁考中秀才，但在乡试中落第。
青年时期的陈独秀具有很强烈的爱国思想以及激进的行为，他特别不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维新变法的失败和八国联军的侵略给了陈独秀很大的震动，然而他的反清言论和行为也给他带来了许多麻烦。
一出事他就得外逃，从1901到1915年，他先后五次东渡日本。
在日本，多元的文化和思想潮流让陈独秀开始理性思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他认为中国之所以积弱积贫，是因为民众思想的蒙昧和未开化，他决心走文化救国的路子。
陈独秀与《青年》杂志
陈独秀曾和章士钊在上海创办《国民日报》，在自己家乡创办《安徽俗话报》，后来到日本协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新青年》的前身《青年》杂志则成为陈独秀进行新文化运动探索的开端。
流亡生活让陈独秀产生消极的宿命论思想“二次革命”失败后，1914年7月，曾为安徽都督秘书的陈独秀流亡到日本。
章士钊见到他就说：“仲甫，你来了不是好事，只要我们在一起，就要穷得只有一件汗衫，其中有无数虱子的生活。”
陈独秀说：“穷就穷吧，不饿死就行。”
这的确是一段较为艰难的时期，陈独秀躲在屋子里为《甲寅》杂志撰稿，经常搞得蓬头垢面。
11月10日，陈独秀在《甲寅》杂志上发表了署名“独秀”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此文发表后在留日学生中引起了轩然大波。
这是陈独秀第一次以“独秀”的笔名发表作品，开篇就说：“天下人心者，情与智二者而已。”陈独秀指出，“今之中国，人心散乱，感情智识，两无可盲。惟其无情，故视公共之安危，不关己身之喜戚，是谓之无爱国心。惟其无智，既不知彼，复不知此，是谓之无自觉心。……二者俱无，国必不国。”的结论。
这种宿命论式的悲观论调，遭到了留日义士和学生的口诛笔伐。陈独秀不以为然，他说：“都像这样疾呼爱国而无半点自觉性的人，亡国只是迟早。”
章世钊认为，陈独秀的本意是恨其不争，以唤醒沉睡的国人，激起海内义士的深醒。
同在日本的李大钊已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他认为陈独秀的观点太消极了。他后来写了《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说陈独秀“厌世之辞，嫌自太多，自觉之心，嫌其太少”，劝陈独秀“奋生花之笔，扬木铎之声”，不要“自迫于消极之宿命论”。
回到上海的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1915年初夏，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上海，他正酝酿创办《青年》杂志。
此时《甲寅》杂志也从日本搬到了上海。一日，章世钊拿出李大钊写的《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给陈独秀看，他看了频频点头说“近日我在筹办新杂志，正合守常‘奋生花之笔，扬木铎之声’之说。至于宿命论，肚子一填饱，早已丢到爪哇国去了。”
9月15日，16开本的《青年》杂志月刊第一期问世，开始发行仅千余册。陈独秀决心花十年八年功夫来办出影响力。
创刊号出来后，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向陈独秀推荐自己的一位老乡，说他正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学哲学，此人聪明好学，小说文论俱佳。
“你是说胡适么？”陈独秀脱口而出。
汪孟邹感到奇怪，“你怎么知道？”
陈独秀说：“《甲寅》在日本曾收到一位留美青年的信，提出输入外国文明，要有明达君子的赞助，我印象极深。”
陈独秀忙让汪孟邹向胡适约稿，“言语写恳切些”。
胡适
此后每次见面，陈独秀都要问汪孟邹：“你的美国老乡有消息吗？”
于是汪孟邹只好一再催促胡适，让他赶紧写东西寄来。
1916年2月3日，陈独秀终于等来了胡适的一封信。信中，胡适表示看了陈独秀的文章，觉得自己和这位安徽老乡在文学革命上有不少相通之处，可谓神交。对于陈独秀提出的文学改良的新思想，他也急需找到新的知音。
收到胡适的来信，陈独秀非常高兴，更加期盼胡适的大作。
此时李大钊受国内反袁斗争形势的鼓舞和陈独秀《青年》杂志的感染，满怀激情写下了《青春》一文，文章结尾，他发出内心的呼唤：“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
李大钊
真是文如其人！陈独秀一口气读完李大钊的《青春》，深深地为李大钊的浩然正气所触动。“才不如识，识不如德”，陈独秀体会到章世钊对李大钊这样的评价是恰如其分。
《青年》杂志改名《新青年》由于《青年》杂志和《上海青年》杂志名称雷同，被对方指责，必须更名。最后没办法，陈独秀只好将杂志改名为《新青年》。
1916年10月1日，陈独秀在改名后的《新青年》发表文章，反对康有为提出的“以孔子为大教，纳入宪法”的主张。
这标志着陈独秀打响了反对旧文化旧道德的第一枪。
陈独秀第一次发表了胡适的来信，信中所提出的文学革命八不主义，一时风靡学界，就连陈独秀和胡适本人也始料不及。
为了扩大《新青年》的发行和影响力，陈独秀和汪孟邹来到北京打算筹募资金。
在北京，陈独秀碰到老朋友沈尹默，俩人喜出望外。分手后，沈尹默通过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将陈独秀推荐给北大校长蔡元培。
“二次革命”失败后，蔡元培赴法，一去三年，因此没看到《新青年》。当他翻开了《新青年》后，就决定聘请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
陈独秀受聘北大，并将胡适推荐到北大12月26日上午，当陈独秀起床开门，就发现蔡元培端坐在门外的凳子上等候。
由于晚上看戏睡晚了，所以早上贪睡。陈独秀没想到这位老翰林竟冒着严寒在外面等候自己，连忙说：“蔡先生德高望重，怎敢屈您大驾光临？”
蔡元培说明来意。陈独秀说自己要办《新青年》，恐怕不能兼顾。蔡元培提出可以让他把杂志带到学校里办，正好北大要聘请一大批名流学者，正可帮忙一起办杂志。
对于拖家带口、辛苦打拼事业的陈独秀来说，北大开出的300元月薪对他也很有吸引力。但他觉得《新青年》对他更重要，却又不好直接推辞，于是他将胡适推荐给蔡元培，认为由他任文科学长挺合适。
蔡元培
蔡元培考虑陈独秀推荐的人才想必不差，只好请陈独秀代劳写信给胡适。但他还是认为文科学长非陈独秀莫属，同时也聘请胡适。
陈独秀虽然难以推辞，但能否胜任，也是个问号，于是他提出先试行3个月。
蔡元培依了陈独秀的主意。陈独秀和汪孟邹对蔡元培聘任胡适一事都很开心，并且他们的招股事宜也进展顺利，真是不虚北京此行。
胡适撰《文学改良刍议》，让陈独秀喜出望外从北京一回到上海，陈独秀就收到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
胡适在文章中写道：“此八事皆文学上根本问题，一一有研究之价值，故草成此论，以为海外留心此问题作一草案。”
一口气读完，陈独秀异常兴奋，仿佛找到了知音。他以前和人议论施耐庵、曹雪芹的价值，远远高于散文家归有光、姚鼐，别人总是疑惑不解，想不到胡适也是这个观点，这不是知音是什么？
编好《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又写了读后感：“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余亦笃信而渴望之。吾生倘见其成，则大幸也！”
陈独秀到北大任教一事，遭到北大桐城派的古文家及章太炎一派弟子黄侃、马裕藻等人的贬斥。陈独秀鼓吹打倒孔家店，主张白话文运动，被桐城派的古文家视之为同乡中的叛逆。
这时蔡元培校长说话了，他说：“陈独秀先生精通训诂音韵，有著作，能胜任文科学长一职。”抗议声就这样被平息下去。
将《新青年》搬到北京，实行同人编辑1917年初，《新青年》搬到了北京箭杆胡同9号，这里也是陈独秀的家。
在2月份的《新青年》上，陈独秀作为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在急先锋胡适写出《文学改良刍议》后，他唱和胡适写了《文学革命论》一文，正式吹响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号角。
陈独秀写道：“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翻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在文章结尾，陈独秀疾呼：“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4月9日，正在纽约忙着博士论文的胡适收到了2月号的《新青年》杂志，非常高兴地看到陈独秀响应自己的文章，支持文学革命。他回信表示“均极赞同”。
9月10日，胡适终于来到了北京。此前，陈独秀已经迫不及待和他在上海见了一面，然后他回了一趟绩溪老家。
《新青年》几位同人编辑画像
胡适到北大后，陈独秀和胡适、钱玄同商量，想把《新青年》办成同人刊物。
钱玄同立即表示赞同，他说：“众人拾柴火焰高，办同人刊物好，现在适之来了，守常、半农来了，加上尹默、一涵、豫才、启明，光北大就有七八个同人了。”
胡适说：“文学革命不是一个人的事，有大家齐心协力，我们把火再烧旺些。”
1918年初，陈独秀在北大召集李大钊、刘半农、钱玄同、沈尹默、鲁迅、周作人等同人开会。会议确定了杂志新的编刊办法，实行轮流编辑，集体讨论制度。
《新青年》也从竖版改为了横行印刷。
在杂志转变的关键时候，5月15日，《新青年》刊登了署名为“鲁迅”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至今仍有深远影响的中国第一部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
正如胡适所说，文学革命的火越烧越旺了！鲁迅的《狂人日记》也由此揭开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