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雷战_海湾战争水雷战

在波澜壮阔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中国海军作为担负正面战场对日作战军事力量的组成部分，尽管因其力量极其弱小且受到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的影响，始终未能在海上同日本海军激烈争锋，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仍然巧妙利用水雷武器在沿海口岸和内陆江河湖泊同强大的日本海军进行了殊死抵抗，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为海军抗击外敌侵略积累了宝贵经验。

抗战全面爆发前，中国海军编制序列虽然拥有第一、第二、第三、练习、测量、巡防、广东江防等七支舰队共118艘舰艇，总排水量却只有6.8万余吨，尚不及日本1艘大型战列舰的吨位，仅相当于日本海军总位吨的5％。不仅如此，中国海军军舰普遍吨位小，性能差，主要军舰多为清末及北洋政府遗物，其中最大的巡洋舰“海圻”号（排水量4300吨）已有40年舰龄。实际上，中国海军真正能出海与敌作战的，仅有排水量2600吨的“平海”舰和“宁海”舰、排水量3000吨的“应瑞”舰、排水量1500吨的“逸仙”舰等4艘巡洋舰。另外，中国海军仅有10架飞机，且全部为训练用教练机。应该说，当时的国民政府由于政治昏庸、外敌入侵、内战连绵等诸多因素，海军一直未得到很好的建设和发展，甚至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尴尬境地。

反观日本海军，甲午海战后，日本一直非常重视海军发展，倚重海军实施“大陆政策”。1936年日本宣布退出国际裁军条约，从而无限制地扩充海军。据日本防卫厅披露的1937年6月的调查数据，日本海军当时共拥有285艘舰艇，其中包括9艘战列舰，4艘航母，12艘重巡洋舰，13艘轻巡洋舰，70艘驱逐舰，44艘潜艇，2艘水上飞机母舰等，总吨位115.3万吨。这里还不包括许多炮艇、登陆艇和辅助船只，以及正在建造的37艘舰艇（包括2艘战列舰和2艘航母）。官兵人数达12.6万人。另外，日本还拥有一支强大的空中力量，仅日本海军航空兵就配有舰载机182架，陆基飞机629架，共811架。如果连同日本陆军航空兵一起计算，日本共拥有飞机2700架。

中国海军布雷对换小艇出动，进行布雷演习

可以看出，中日双方海军实力悬殊，就连日本都认为，中国海军仅能在沿岸或江河一带协助陆上作战，或只能担任警备而已。然而，就是这样一支弱小的中国海军，却保持和发扬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传统和民族气节，在抗日战场上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殊死搏斗。

抗战全面爆发时，中国海军尽管设有电雷学校、水鱼雷营等机构，训练中也有布扫雷等课目，但总体上对水雷作战并未引起重视。当侵华日本海军封锁中国近海，外购水雷的途径被切断，逼得中国海军自力更生制造水雷。在内外交困的艰苦条件下，中国海军先后制出“海甲”等9种定雷及“海庚”等3种漂雷。鉴于中日海军兵力差距太大，中国海军的作战计划是放弃在外海与日本海军进行直接正面对抗，而将建设的重点明确转移到水上封锁防御方面，目的在于阻止日本海军登陆和进入内河。

抗战初期，中国海军在长江中下游水域及重要海口，以沉船阻塞航道为主，辅以舰队、炮队、水雷武器进行阵地防御。1937年8月，蒋介石亲自下达沉船阻塞江阴水道的命令，海军派出3艘测量舰及2艘炮艇，将江阴下游各处的灯塔、灯标、灯船等航行标志全部破除，并将40余艘各类大型舰船依次沉于江阴水道，构成一条阻塞线，“以期在国防上造成坚强之封锁线”。这些阻塞线、封锁线的设置，粉碎了日军溯江西上，从后路包抄中国地面部队的企图，有力地支援了陆军在淞沪的抗战。同时，中国海军在上海附近，利用黑夜和熟悉地形的有利条件，由小股兵力以水、鱼雷为武器进行主动的水上袭击战。

中国海军使用的老式水雷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守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但日军的进攻并未完全停止。由于中国海军主力舰船己丧失殆尽，国民政府又无力再购造新舰，所以海军对日作战转入“以发挥水雷战为中心”的新阶段。为阻止日军水路进攻，海军先后组建了4个布雷总队，分区布设水雷，封锁航道，袭击日军舰船，破坏其水上交通线，与陆军配合保卫陪都重庆。海军利用熟悉地形，有当地群众掩护的有利条件下，采用先侦察目标，再抵近布雷，布雷后迅速撤离的战术，在长江中下游、荆河、湘江、洞庭湖、珠江流域及东南沿海各省江河中布设水雷防线，广泛开展布雷行动，阻滞日军前进步伐。其中，在马当防线先后布雷1500余具，在九江防线布雷760余具，在湖口防线布雷900余具，在田家镇防线布雷1500余具。几道布雷防线迟滞日军行动近10个月。

为破坏日军占领区的水上交通运输线，国民政府还指示海军“在长江各段实施水上游击，发挥敌后攻势，以遮断敌水上交通为目的，袭击其舰艇及运输船只为手段，作无定时无定地之钻隙踏虚布雷。” 为此，抗战海军在长江中游相继划分3个游击布雷区，成立敌后布雷游击队，依靠各种水雷武器进行敌后水上游击战。布雷游击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或将水雷悄悄地运至敌占区，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布放；或潜至日舰前方布放漂雷，出其不意地袭击日舰船。他们不分昼夜、阴晴、寒暑，化整为零，分散隐蔽，四面出击，打得日军防不胜防。布雷游击队还巧妙地利用当地的一些木头、竹子之类的材料制成不少假雷，漆成与真雷相同的颜色后一起布放，使敌真假难分，增加了扫雷的难度。日本海军为此被迫专门采取措施，规定商船、运输船出航须由军舰护送，禁止集结行驶，不得夜间航行，经过布雷游击区须加速行驶等。

中国海军电雷学校“海静”布雷舰进行吊雷作业训练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布雷游击队在敌后布雷行动中得到了新四军和广大民众的大力支援。新四军第1支队为海军布雷第2总队1大队提供情报，动员民夫船只，并掩护布雷游击队越过封锁线到江边布雷，使布雷队员们都“深为中国共产党公忠为国、一心抗战的精神所感动”。沿江民众为布雷游击队探听敌情、提供船只、带路、抬雷、掩护掉队的官兵，有的因此被日军杀害，付出了生命代价，谱写了中国军民精诚团结、共同抗敌的壮美诗篇。

中国海军在抗战中进行水雷破袭作战的成果是非常可观的。据海军总司令部统计：1937年炸沉炸伤敌舰船2艘（不含汽艇和商轮，下同），计2000吨；1938年14艘，计2.04万吨；1939年29艘，计1.25万吨；1940年109艘，计11.84万吨；1941年8艘，计1.48万吨。据统计，中国海军在抗日作战中共计炸沉、炸伤日军和伪军舰船330多艘，其中大部分是被水雷炸沉的。另据日本方面统计，自淞沪战役至抗战结束，日本在中国方面的海军战残人员达22529人。

长江流域的布雷行动取得的战果最大。据抗战中国海军总司令陈绍宽在《二十九年一年间海军战绩之检讨》一文中记载：1940年间，中国海军在湖口——江阴间的长江中布雷共835具，击沉敌运输舰19艘、汽艇24艘、军舰8艘、炮艇l艘、商轮驳船5艘，共计57艘，平均使用水雷不到15具，就能炸沉敌舰艇1艘。按当时物价计算，每具水雷至多花费1000元，共耗费83.5万元。而每艘敌舰船排水量为数十吨至数干吨，每吨造价需万元。因此，中国所花费用仅相当l艘80多吨的敌艇船，取得的却是数百倍的巨大战果。

广东的布雷行动亦取得相当战果。广东江防司令部所属舰艇陆续被日机炸沉后，其所属海军人员在广东、广西沿海部分海域及各主要江河广泛开展布雷活动，从1939年12月至1944年4月，共炸伤日伪运输船、舰艇3艘，炸沉7艘。1943年广东珠江布雷队所布水雷炸沉伪海军广东要港司令部旗舰“协力”号，俘获伪广州要港中将司令萨福畴以及7名伪海军官员，沉重打击了华南地区的日伪海军。

中国海军的水雷作战使敌军防不胜防，闻风丧胆。1940年间，日军多次被迫中断了长江某些区段的通航。日本海军军官们惊呼道：“水雷在水中，纵横冲撞，一触即发，江中航行，实觉无法躲避。”江中布满漂雷，无数目可资统计，扫海部队在中国作战，实系与漂雷死斗。日本海军大佐舰长森充满对水雷的恐怖心情说道：“海军在中国作战，如遇陆空军，尚能预先写遗嘱，然后应战，独一遇水雷，即行爆炸，立时与舰同归于尽。欲求写一遗嘱之短瞬时间，亦不可得。”

除了直接的水雷作战之外，中国海军官兵还采用小艇奇袭、伏炮腰击（即把火炮埋伏在江岸敌舰船必经航路附近岸上有利地点，伺机拦腰射击）、漂浮杂物（一般用乱麻将木片和铁丝缠住顺流漂下，可缠住敌舰船的螺旋桨）等方法，与水雷战配合进行，取得良好的作战效果。

抗战中国海军的水雷封锁战和袭击战，虽然未能最终阻止日军在中国沿海登陆，也未能阻止日军沿长江向中国腹地进犯，但是对于迟滞日军进攻步伐、消耗日军战力、掩护物资转运、支援陆上战斗等方面仍然发挥了重要的支援和配合作用，使日军的海陆联合对华作战计划破产夭折。另外，中国海军牵制着11万余人的日本侵华海军力量，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与日军作战的压力，有力地支援了盟军作战，为最终打败日本法西斯作出了贡献。

抗战中国海军的水雷作战行动，是中国海军从实战中摸索出来的以弱胜强、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胜利的明智战法，不仅在物质上给日军造成了重大损失，而且在精神上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鼓舞和激励了中国抗日军民的士气和信心。中国海军的水雷战同抗战期间中国军民的其他许多英勇抗击手段一样，为在战略上促成对日持久作战、并最终赢得对日作战胜利创造了条件。